北京农业大学草坪研究中心胡林博士说，目前并无法得到中国球场占用耕地的具体数据，但他估计，80%左右的球场并不是占用耕地的，平整的耕地也不适合建造球场。他说:“据我了解，国内有少部分球场占用了耕地，但更多的球场还是在丘陵与荒地上建起来的。”胡林博士介绍说，去年12月，北京农业大学开了一个土地资源的研讨会，会上比较一致的议题是土地的分级管理，将土地价值分为六级，一级是农用价值最高的，六级是农用价值最低的，对六级土地，就应该鼓励投资，政策上就应该有所倾斜。

　　胡林博士说:“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凡是占地40公顷以上的项目都要上报到国务院审批，如果严格按照这个规定来办，省里面许多项目都要在等待审批的过程中浪费许多时间，因此，这个规定并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审批球场的过程也比较麻烦，说高尔夫对环境有影响，那么就要求环保部门提供出数据，政府对球场建设在环保方面提出要求，可环保部门没有对球场进行过研究，提供不出数据来，土地部门也同样很难拿出对土地价值的评估，但如果球场这项目得到了省长的认可，说‘要快上’，那省计委就可以批下来。说的客气一点，这是政府管理的滞后性，不客气一点，是政府管理的混乱。”

　　北京林业大学草皮系主任韩烈保教授则对高尔夫球场破坏环境的说法表示极度不同意:“有些所谓的环保分子，说高尔夫是绿色沙漠，种草不种树，污染水和环境，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不是懂得环境保护。70年代，美国加州大旱，高尔夫球场用水过多受到指责，随后又出现对球场滥用农药的指责。美国高尔夫协会从1983年开始先后投入2000多万美元开展了125个农药化肥与球场环境的影响的实验，结果表明，球场使用农药化肥对环境存在‘潜在’影响，但符合美国环保部门规定的健康安全标准。”

　　胡林博士进一步解释了“潜在”的含义:“美国的高尔夫球场的确出现过鸟中毒或鱼中毒的情况，这与化肥使用不当有关，但这就像是开汽车出车祸，出了车祸是操作不当造成的，而不能说汽车是杀人用的。至于用水，高尔夫球场上需要浇水灌溉的植被面积应该是30%多，另外60%多的植被并不需要额外的灌溉，需要浇水灌溉的地方，用水量与北方地区种麦子差不多。”

　　韩烈保教授说:“环保主义者对高尔夫提出批评，但他们并没有提供出让人信服的数据。林业大学从2001年6月起，在中国高尔夫协会和美国高尔夫协会帮助下开始田间实验研究，2003年秋天在北京5家球场进行测试，结果表明，农药使用对环境的影响是在安全水平之内的。”

　　韩教授与胡博士均表示，目前对中国球场的研究还是刚刚起步的阶段，欧洲与美国的高尔夫球组织都不曾回避高尔夫与环境污染问题。农业大学与苏格兰爱姆伍德学院在草坪研究方面有合作项目，而爱姆伍德学院还将帮助他们建立一个高尔夫土壤研究中心。

　　“高尔夫在中国受到欢迎的程度与遭到的抵制是同样强烈的，高尔夫在西方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而中国在浓缩这个过程，在这个微妙的过程，高尔夫很容易被当成经济过热、贪大求洋的代名词，占用大面积的土地却只服务于小范围的人，对环境的潜在破坏，这是高尔夫受到的主要批评。”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系卢元镇教授将此概括为:“这是难以在中国落地的高尔夫球。”他说，“有钱人开着车去打球，农民兄弟挤火车去城里打工，这样的对比很容易让人产生对高尔夫的责难，我们有文化差异带来的偏见，有意识形态上的抵触，也有因社会腐败而产生对它的怪罪，因此中国的政治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对高尔夫的抵制。高尔夫要在中国软着陆，不能操之过急授人以柄，中国现在有一部分中产阶级，高尔夫要发展，人群定位要准确，它要服务于中上收入者而不是高消费。而这个软着陆、这个实现平民化的过程要用20年的时间。”

　　中国高尔夫已经有了20年的历史，那么未来20年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上海旭宝球场已经连续5年主办沃尔沃中国公开赛，总经理宋旷满说:“目前全世界有200多个比赛的奖金比沃尔沃中国公开赛要高，然而，15年或25年后，中国公开赛也许会成为‘第五大公开赛’。高尔夫会与中国的经济一起增长，一方面打球的人会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比赛的水平也会越来越高。我相信，20年后中国会出现许多市值达到数亿美元的大公司，他们可以出1000万甚至2000万美元来赞助公开赛。”

　　主笔 苗炜 记者 李菁 实习记者 刘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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