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耀宗接受采访 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

戴耀宗、张连伟和崔志强 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

　　中国高尔夫经历了二十年风雨，一直相伴左右的人不多，而戴耀宗先生便是其中一个领跑者，他让国内的人认识高尔夫，被尊称为“中国高尔夫教父”。戴耀宗先生青年时期曾留学美国，获得堪萨斯维支达州立大学心理学学士及硕士学位，后又在内华达州立大学获得酒店管理学士学位。早年的留学生活和学术背景，形成了他一贯的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认识及解决问题的作风。

　　戴耀宗：从零开始见证中国高球二十年

　　宋杨：我知道入职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是您踏入高尔夫生涯的第一步。您当时做出这样的决定，是怎么考虑的呢？您当时面临的又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

　　戴耀宗：当时选择中国高尔夫完全是出自一种挑战精神。在进入高尔夫行业以前，我担任的是香港康乐园乡村俱乐部的经理，对高尔夫可以说是全无认识。只是因为别人说高尔夫行业更具挑战性，又适逢国内第一家高尔夫球会——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在香港招聘总经理，当时是1984年8月，很多香港人还不愿回国内发展，出于挑战自己和对中国高尔夫的雄心壮志，我毅然辞职，入职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担任总经理。

　　在此后的十年期间，戴耀宗先生使中山球会无论在球场品质还是会员服务等方面都达到了国际水准，并承办了多次大型国际高尔夫赛事，其中包括由来自世界30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参加的登喜路杯资格赛和尊尼霍加(JOHNNIE WALKER)俱乐部决赛、十届中国男子业余公开赛、八届中国女子业余公开赛以及1992年“皇后杯”亚太女子业余锦标赛。

　　宋杨：在您担任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总经理期间，不但承办了大量的高尔夫赛事，而且对于青少年球员的培养也是不遗余力地支持，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戴耀宗：我一直都非常重视对于人才的培养。虽然当时举办了一些赛事，对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将国际业余高尔夫赛事机制引入中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我也发现，要让高尔夫在中国真正地发展起来，还是必须加强对青少年球员的发掘和培养。因此，在我担任中山球会总经理期间，就从当地的中学中挑选了很多身体素质非常好的男女中学生组建了第一支高尔夫球队，而且我从香港找来职业教练邓树泉先生，担任主教练，把球会的设施作为球队的训练场地。亲自带领他们出国考察、打比赛，就是为了增强他们参加国际赛事的经验和独立应付各种困难的能力。如今当年球队中的很多小队员都已成长为中国第一代的职业球员了，像男子球员有郑文根、肖成汉、谭国华，女子球员有林少茹、林燕媚、黄丽霞等。可以说，他们的成功带动了中山当地的一股打高尔夫球热潮，有很多青少年都是从这里起步，加入到优秀高尔夫球员的行列中来的。中山球会也从此成为培养高尔夫球员的摇篮，看到这一点我还是很欣慰的。

　　时至今日，已担任江门五邑蒲葵高尔夫球会董事及总经理的戴耀宗先生仍然热衷于对青少年高尔夫球员的培养。五邑蒲葵球会开业以来每年都举办青少年高尔夫夏令营和梁安琪杯中国青少年高尔夫球公开赛，为孩子们提供各方面条件，增加他们对高尔夫球的热爱并提高他们的球技。

　　宋杨： 1994年，VOLVO(富豪)中国巡回赛、VOLVO(富豪)中国公开赛的举行，使得在东方文明古国举办国际高尔夫球职业巡回赛事的梦想，终于变为了现实，而我知道您在这项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你可以详细地谈一下有关这件事件的始末吗？

　　戴耀宗：1994年，我和我的合作伙伴浦俊生先生(Alistair Polson)成立了富通环球有限公司，想在中国进一步拓展高尔夫事业。那一年我也在和中国高尔夫协会秘书长崔志强先生商议赞助高尔夫球职业比赛的事宜。就在这个时候，我们遇到了瑞典著名汽车制造商VOLVO(富豪)公司附属赛事管理公司总裁麦尔·派雅特(Mel Pyatt)，VOLVO公司这年正决定在新开发的中国和东亚市场，将赞助高尔夫运动作为树立公司品牌形象的一个重要途径。当时我们一拍即合，VOLVO(富豪)中国巡回赛、 VOLVO(富豪)中国公开赛就在中国隆重登场了，也由此开始了中国高尔夫与国际接轨的进程。至今，VOLVO(富豪)中国公开赛已经举办了8年。我对富豪公司附属赛事管理公司总裁麦尔·派雅特(Mel Pyatt)先生一直深感佩服，因为这需要有长远的眼光和非凡的魄力。对一项赛事持续赞助15年之久，这不仅在中国地区绝无仅有，全球也不多见。正如派雅特自己所说：“企业对于一项高尔夫赛事的赞助，至少要经过5年才能产生价值。”而自1995年首次成功举办以来，“VOLVO(富豪)中国公开赛”已在中国落地生根，并稳步成长，得到国际高球界的认同。

　　宋杨：有一次和张连伟聊天，他说您是他的“伯乐”。

　　戴耀宗：伯乐谈不上，只能说我比较爱惜人才。1995年张连伟在VOLVO(富豪)公开赛上赢得冠军后，我看出了他的巨大潜力，就代表富通公司与他签约了。作为代理公司，我们为他安排了参加欧洲巡回赛、加拿大巡回赛、日本巡回赛等职业赛事的机会，使张连伟有机会与很多国际知名球星同场竞技，像兰格、泰格·伍兹、菲尔·米克森、科林·蒙格马利等，并且积累了大量的参赛经验，成为唯一一位活跃在国际职业赛事舞台的中国选手。

　　随着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在广东省中山市的正式开业，高尔夫球会、俱乐部在中国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但由于中国缺乏一个统一、权威的差点管理系统，从而制约了业余比赛的公平性和正规性。富通环球有限公司与深圳赛银远古实业有限公司合作，共同开发研制了一套中高协差点系统，如今已为全国约60家球会完成了球场难度的评定工作，为在中国推广使用USGA差点系统奠定了基础。

　　宋杨：我知道您一直在协助中国高尔夫球协会在中国开发和实施美国高协(USGA) 差点系统，您觉得推广和普及差点系统对发展高尔夫运动有什么意义和作用？

　　戴耀宗：首先是提高国内高尔夫球业余比赛的水准。今后一、两年内，中国大陆将逐步实现凭“中高协差点卡”确认球员差点指数，将其作为参加各类正规业余比赛资格的依据，使大型的业余比赛更具公平性和正规性。同时，随着国内业余比赛逐步的正规化、国际化，将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赞助业余高尔夫球赛事，从而扩大业余比赛的规模和影响力。其次，一些球会内部和球会之间的会员比赛也将由于差点卡的使用而提高其公平性和竞争性，使会员更有兴趣参加球会组织的差点高尔夫球比赛。第三，拥有统一的差点指数还可以使业余球员对自己的打球水平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尤其对初学者和青少年球员，能够明显提高他们打球的兴趣，试想还有什么比看到自己的差点一点点降低更令球员们兴奋的呢。

　　另外，统一差点系统的使用，对球会的高尔夫运营管理也将有所帮助。特别是一些会员制的私人球会，通过确认出场打球的会员及嘉宾的有效差点，并以此为依据，安排球员下场打球的时间和顺序，将大大提高球场管理的效率，有效避免在高峰打球时段水平低的球员夹在高水平球员中间造成球场“塞车”现象，提高球会对会员的服务质量。同时，高级私人会所还可以通过对差点卡的确认，控制出场打球人员层次，避免一些人为因素对场地、草坪的损害，这也是国际上许多知名球场采用的管理方式。

　　作为中国高尔夫的先驱，戴耀宗最能洞悉高尔夫的精髓。高尔夫运动是一项传统的绅士运动，在西方的多年发展积淀中已形成特有的文化，而这是中国高尔夫最为缺乏的方面。为了传播高尔夫文化，戴耀宗先生这些年来通过对球会优化管理、培养职业选手、承办国际赛事等来提高高球人士的素质和球会形象，而且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其中，一起推动高球文化在中国的发展。他的目标是帮助中国高尔夫冲出亚洲，提升亚洲高尔夫运动的地位，追赶并达到欧美高尔夫的水平。

　　宋杨： 作为高尔夫行业的领跑者，很多人尊称您为“高尔夫教父”，你接受这一称呼吗？

　　戴耀宗：这只是别人的一种尊称而已，这份尊重让我为之骄傲也为之珍视。但是对于我自己而言，我更喜欢 “教育者”这一身份。其实中国高尔夫市场非常广阔，培养本土管理人才和吸引更多的人才进入这个圈子才能让高尔夫行业真正繁荣。尤其是方兴未艾的中国高尔夫市场需要大量的人才一起开拓，才能越做越大，只要有人肯为高尔夫宣传或者出钱投资或者投身进去从事这一行业，都应该支持并施以援手。因此，我从不吝于向别人传道、授业、解惑。

　　宋杨： 对于目前中国高尔夫市场良莠不齐的现象，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戴耀宗：我认为这也不失为一件好事，任何一项事物发展都有它的必经阶段，只有经过竞争淘汰，才能让投资商和管理者冷静下来，最终留下来能经得起考验的“金子”。中国高尔夫管理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其中普遍存在的关键问题是投资商和管理者的目的不同。我们应让投资者用理智的眼光去看待自己投资的项目，并了解自己球场的生存价值；一旦请了管理者代替自己经营球会就应“用人不疑”，让球场经理有充分的发挥空间，也让他们对球会有归属感，这样也有利于球会员工的团结和提高员工的服务素质，最终建立良好的球会形象。在球场管理方面，我的原则就是绝不在工作中带入私人感情，公私分明，这样就避免了人力管理方面的混淆不清。

　　宋杨：你的家人对您投入这么大的精力和时间在高尔夫事业上，会不会有什么意见？

　　戴耀宗：我的家人都很理解我，也非常支持我的事业，我们一家人非常温馨。而我个人不但对事业充满激情，对家庭也是同样重视，我会很好地安排自己的时间来协调两者的关系。如果一个人把时间全部都放在事业上，而忽略了家庭，这样的人生是不完整的。回望我在高尔夫行业这些年来的打拼，我觉得高尔夫行业就像一个广阔的世界，越往前走，景色越美。我觉得要学的东西太多。选择了这行，我终生无悔。

　　宋杨：感谢您在百忙中接受我的采访。